韦伯，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

今日社会理论课讨论马克思·韦伯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旨在分析韦伯所解释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密切联系。首先，韦伯研究的对象是“资本主义精神”，而不是“资本主义”。后者的萌芽早在中世纪后期即可在欧洲诸独立城邦中找出，而前者则指的是一种对现实的世界不怀有一种出世之心，并且努力工作的“现世禁欲主义”。韦伯认为这种精神能出现在西方社会，而没有出现在中国、印度和亚非各国的原因之一是宗教改革为欧洲带来了一种堪称为“新教伦理”的精神。马丁·路德在翻译《圣经》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概念，名为“召唤”（calling）。具体的说，是神对每个人做为一个个体的召唤，指引个体去通过自己的力量了解圣经，相信神，并通过对心灵中“无形的教堂”之建立以赞美神的伟大。 随后，约翰·凯尔文又在凯尔文派中强调了基督教宿命论之概念：一个人是否会受神谴责而坠入地狱，或得到宽容而进入天堂得到永久的生命是神钦定了的，没有机会通过做好事或其余的方法来补救——大部分人的命运无法逃离永恒受难，而只有极少一部份人才会得到救赎。对信徒来说此学说是不幸的。没有人能确认他就是被选择的少部分人，只能在忧虑和恐惧中苟且偷生，一刻都不敢真正的体验生命本身的价值。所以凯尔文派新教所要面对的是一种能引开恐惧的方法：而清教徒巴克斯特则提供了答案。与其让信徒在忧虑中度日，他提倡他们回归到现实世界的工作中去，去争取更多的财富。能工作的本领是神给的礼物，而财富本身亦是如此：如果神让人得到财富，他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工作是一种召唤，它的结果使人能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在现世体现和赞美神的伟大。当然，工作所得到的财富并不是用来享受的——享乐是罪恶的。所以，信徒只能把得到的财富从新投资到工作中去，继续努力工作，换来更多的财富。就是如此，新教通过两次转变后造就了一”现世禁欲主义“。而这种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之端则为恐惧。恐惧是一种不安全感，一种竞争心所造的动力源泉。不是因为我为了什么别的才去工作，而是我害怕自己不做，别人做了，能进天堂，而自己去可能要面对的是不朽的炼狱。当这种精神已经深入并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，没有“神”的参与召唤也是无法避免的。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留给个体任何选择：他可以卖力高效率地工作，也可以在家坐吃三空。工作的理由是对失去工作的恐惧，也是一种个体自行定义的”召唤“。

如果说恐惧作为新教伦理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的话，那么儒家伦理是否也能用来解释一个人不懈努力地工作之行为？我觉得儒家伦理不仅可以达到这点，并且它比新教伦理更有力度。新教伦理的恐惧是消极的，强迫个体参与工作的岗位。而对于儒家来说，努力工作的精神是修身的一部分。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金钱利益，而是为了使自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圣人：这种工作带来的纪律性是修身不可或缺的。对一个儒士来说，至关重要为三：道，学，政。道是正确的道路，是天道，是形而上学的结论。学是个人对知识的探求，是对性与天的了解与实践，是为己而学。而政则是道与学的现实化产物，是儒士不可避免的。也就是说，儒家伦理解释努力工作（资本主义精神）为一种人出自内在的精神；它的内在目标是道，背后支持是学，而外在体现是政。由此可见，儒家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内在的召唤，一种人自我完美为了“得道”成为圣人的积极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