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中国和美国的教育问题

上周五听到William C. Kirby教授谈论中国及美国的教育问题，深感荣幸。Kirby教授研究中国现代历史，为费正清先生之学生，曾任哈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、文理学院院长，先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。这几年Kirby教授与中国诸名校院长交流甚多，并同时作为文理学院院长曾站在哈佛课改的第一线。以下是他针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几点观察：
1. 扩招所带来的客观问题。1977年中国约有大学生80万，1990年左右上升为100万，1999年为230万左右，2007年则预计为2300-2600万之间。在短短的8年间中国大学生数量上升了10倍，而执教人员则没有显著上升。学生/教师比由22比100下降到了6比100。现在的大学生比例为20%左右，并预计在10年内饱和至美国水平，既是40%。美国现有大学生1300万左右，并因人口变动预计在2015年升为1500万左右，而大学生/人口比则不会有实质性变化。
2. 现有知名中国大学通过扩招带来大量盈利，但是却没有达成一完善的学生资助系统。
3. 新兴私利大学运作如同盈利性机构，而没有做到学术界应有的责任。
4. 经济收益使教授更热衷于接活，并没有注重本科教育。清华北大国际排名即使很前也只代表了它们教授的学术成果，却不代表教授致力于教育本科学生。
5. 学生并无与教授接触的意愿，由于形势所迫得面对更现实的就业升学问题。
6. 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形成美国诸文理学院(liberal arts college)般的学府。解放前的几所基督教学校原为文理学院，却在短期内不可能重建。
7. 本科教育尚未普及一种以人文为主的通用教育（general education)或博雅教育(liberal arts education)。
同时，Kirby也说出了中国教育的一些正面性历史及发展：
1. 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并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。
2. 经过了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学术空白后，中国学术界复苏甚快。
3. 1999年展开的扩招计划是世界罕见的。无论结果如何，使更多的人获得大学教育（哪怕总体质量现在还无法跟上）是不可否定的事实。美国在1940年代末的G.I. Bill亦大量增加了大学生人数，虽在短时间内导致了学界质量下降，长远来说是成功的。
4. 部分大学已经展开了通用教育改革：复旦是一例子，北大的元培班则又是一个例子。
5. 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很残酷，却相应而言非常公正，比起美国的招生制度能转空子的地方少很多。
最后，我提出问题，询问Kirby对一预定西方或东方传统经典（the Great Books）作为必修课之看法，被反驳。理由是在将这些课程变为必修课时，知名教授未必愿意教，并会把现有的讲义一代一代地传给年轻教工，并无任何真正的学术创新性，最终成为学院官僚机构的一部分。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：我任为经典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。无论教学方法如何，经典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传承的代表，并且是每个个体可以用来产生共同语言的文化资源，又必要成为通用教育的基础。只要能避免教程程序化、官僚化，则还可以增加教授与学生的联系，让学生之间，学生与教授之间有一共同语言，比那种1-200人的核心教程要好得多。